足坛反赌案带来的中国足球全产业崩塌

　　金钱这枚包裹着“人情”或“长官意志”等糖衣的炮弹，一次次摧毁了中国足坛各类角色脆弱的防线。

　　在逐利的资本与僵化的旧体制双重夹击之下，曾经活跃在中国绿茵场内外的各色人等，在挣扎中走向沉沦。当他们被一一推上被告席时，被拷问的仅仅只是他们面临的诱惑与心中的贪欲？

　　历时一周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系列庭审暂告一段落，前足协官员、俱乐部违纪人员、足球黑哨等纷纷走上审判席。

　　杨一民的痛哭，陆俊的白发，范广鸣的木然，张建强的苦笑，构成了反赌庭审系列案中，一幅令人快意却让人唏嘘不已的众生相。

　　作为曾经的局内人，前国足翻译谢强，对杨一民们的心境体会颇深：“他们能有恃无恐地去做一些事情，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很多地方把体育当作政绩，于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时，会有不少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局面。”

　　谢强说，那种环境里诱惑太多，很少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只不过是你的位置能不能给你带来灰色收入的问题。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下拿钱，你不觉得是犯法”。

足协的黑圈

　　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足协前副主席杨一民，已从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油光铮亮、一身西装风度儒雅的博导，成为一个身穿039号橘红色囚服、头发花白、满面风霜、胡子拉碴的佝偻老人。他是本轮庭审中职位最高的前足协官员。

　　当他步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第14号庭审厅时，见到了旁听席上的哥哥、姐姐以及妻舅，前副主席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他在2010年被拘捕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人。

　　杨一民被指控22项罪名，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1254985.95元。“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我经常夜里醒来，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杨一民在法庭上失声痛哭。

　　谢亚龙与南勇，虽然这轮未出庭受审，但在央视《新闻调查》的扫黑节目中，也都露了面。与入狱前那个衣冠楚楚、精神抖擞、头发总是抹得锃亮的“南头”相比，如今的南勇一脸颓唐。谢亚龙的满头白发，同样让人不忍目睹，当年的潇洒分头造型被如今的凄凉板寸头取代。

　　谢亚龙说：“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你要是说清官的话，犯罪了怎么会是清官呢？要说是庸官，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

　　南勇说：“我是力求想做好中国足球，也一直想做好一个正面的人物。但是，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地步。开始并不是想收钱，或者说拿了心安理得也并不是这样。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最终还是没有把握好。”

　　身处中国足坛金字塔顶“三巨头”的自白，并不是那么苍白无力。

　　1993年刚到中国足协时，杨一民对中国足球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希望中国足球10年内称霸亚洲。很快，这名写过19部有关足球的书籍，被誉为“中国足球理论领域头号人物”且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足球博士生导师，凭借专业优势，成为技术部主任。

　　杨一民的学生回忆，那时的杨书生气十足，当有人给他送烟酒和其他礼品时，他很生气地说：“这不是害我吗，不仅害我多吸尼古丁，还可能让我沾染大毛病。”2002年，杨一民升任足管中心副主任和足协副主席。最初两年，他还保持着原来的形象，写点东西，搞点业务研究、培训，搞点教材。对于俱乐部送上门的钱，也都退了回去，这让他一度享有“不喜欢钱”的清名。

　　2005年接替阎世铎成为足协掌门的谢亚龙，也曾想干出一番事业，改变足坛乱象。这名曾经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也曾是对体坛黑暗看不惯的一分子。在悉尼奥运会前出任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时，谢亚龙对兴奋剂问题曾有过一番令人称道的作为，还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至26人；其中，包括不少“马家军”成员。而这，直接导致当年中国中长跑项目在悉尼奥运会上颗粒无收。

　　“组织需要的时候，我要挺身而出，但我知道足协那个地方很乱。我是尽了力的，不是没有尽力，我也做成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谢亚龙为自己辩护，2005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考虑阎世铎继任者时，时任总局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谢亚龙并非第一候选人，但在总局看中的几名候选人中，排名靠前的徐利与常建平都不愿接手足协这个烂摊子，唯有谢亚龙主动向负责选人的王钧、段士杰两名副局长表示，自己非常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而作为当年国家体育总局最年轻副司长的南勇，1997年从人事司调到中国足协担任专职副主席时年仅35岁，前途不可限量。现任中国足协掌门韦迪上个月对新华社评论南勇时，称赞南勇曾经是很努力、很正派、很有前途的干部，“他为人谨慎、低调，工作努力、认真，他在总局人事司的时候，我还在沈阳体院当院长，当时我曾经找他帮忙，他做事非常有原则”。

　　南勇曾担任沈阳体院学生会主席，当时，韦迪也在那里任职。“他当学生会主席时人很好，非常优秀，要不也不可能分配到总局来，没想到他后来会出事。”韦迪不无惋惜地说，“鉴于当时复杂的足球大环境，如果他不来足球（中心），或许不会成为阶下囚。”

高管的钱经

　　在对杨一民起诉的案件中提到，2007年，武汉市足球协会秘书长付翔为答谢杨一民在第六届城市运动会中对武汉男子、女子足球队提供的帮助，送给杨一民4000美元。杨一民的辩护律师王树静说，组织比赛期间，杨一民是执行主管，比赛成功后，武汉一家企业给予武汉足协一笔赞助，付翔拿出10万元人民币送给杨一民，并说这是政府奖金，但杨一民三次都拒绝了。2009年，杨一民女儿出国读书，付翔将这1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再次拿给杨一民，“杨一民才不得不从1万美元中抽出2000美元，对方嫌少又硬塞给杨一民2000美元。”

　　杨一民罪证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他曾在足协体测时，为自己多年的好友、青岛颐中俱乐部的黄国昌大开方便之门。为此，他给负责体测的一个广州体院老师打了电话，最后收到了颐中俱乐部5万元。

　　南勇的受贿手段，似乎更“高明”些。2000年之后，随着南勇在中国足协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求他办事的俱乐部、经纪人及希望承办比赛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忙的时候，南勇一天要赶好几个饭局。如此一来，南勇妻子（曾是国家体委下属科研所一名工作人员）索性开了一家民族风味浓郁的特色餐馆—“南家菜馆”，面积不大，装修一般，地理位置也不算特别好，但这些并不会影响饭馆的“营业额”。一般到这家餐馆吃饭的人，都是要找南勇办事的。如果南勇同意办事，那么在此请客的顾客，就要在这家餐馆办理额度不同的充值卡，起步价为5万元人民币，当然，这样的充值卡一般只会消费一次。2002年世界杯结束后，有关方面曾经调查过南勇的经济问题，这家餐馆也因此关门停业。

　　当然，南勇被检方批捕的原因，还是他的“主业”—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南勇收钱的记录，可追溯至1999年。当时，面临保级的沈阳海狮客场挑战延边，沈阳俱乐部总经理找到南勇，“他是刚上任的，不太熟悉，我跟延边的俱乐部也不是很熟悉，当时给分管的州里的领导打了个电话。”据南勇自己介绍，后来他因为这个“关照”收到了20万元。

　　谢亚龙则将他几乎所有的受贿都归于“人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会慢慢变得麻木，慢慢把这种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人情交往。到了犯罪（的时候）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他强调，自己并不是所有送来的钱都收，“只有关系比较好一些的，才看作人情来处理。有送几万、一二十万的，我也有退还的，基本上俱乐部都是以感谢的名义来拉关系，实际上都没有求我办过什么事。”

俱乐部的罪恶

　　如果说，处于“反赌打黑”核心利益链顶端的足协官员们的腐化，更多的是大环境使然的因素；那么，“假球”的最终执行者—俱乐部官员与球员们，触犯公众利益乃至法律的原因，则更加多样化—多数系因控制不了自己的贪欲，当然也有受大环境影响的，甚至还有为生计所迫……

　　去年12月下旬，有“金牌做球人”之称的王珀，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诈骗罪，站到了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而他也是因“贪婪”而涉足假球的俱乐部代表中，最为臭名昭著者。王珀曾先后担任过5家足球俱乐部的经理，几乎在每家俱乐部都制造了堪称“经典”的假球。除了造假，他还用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等令人发指的行为，屡次刷新中国足球耻辱榜。

　　2003年9月21日，王珀出任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后的第一场球，就做了一场好买卖。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王珀首先将巴西籍主教练卡洛斯软禁在酒店房间内，然后召集队长和主力队员等，要求球队上半场必须输成0∶4。当场比赛的结果为1∶5，事后，成功保级的四川冠城将50万元现金送到西安。

　　离开陕西后，王珀辗转出任西藏惠通、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呼和浩特等俱乐部总经理，不断造假。2006年，王珀在山西陆虎当总经理时，操作了已被媒体多次曝光并受到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那场假球—他和刚以赞助人身份进入俱乐部当副总经理的王鑫，炮制了山西陆虎1∶5惨败于广州医药的比赛。

　　与王珀不同，申思、祁宏这两名重量级球星的落马，多少有一些让人扼腕叹息的成分。

　　2003年11月30日，甲A末战。足协方面准入规则的漏洞，让重庆力帆故意输球以留在中超的笑话可能性陡增；另一方面，天津泰达必须战胜中远方能保住中超资格，并可避免重庆队输球保级的荒诞场面发生—如果重庆保级成功，将在世界足球史上留下笑柄，而这对于南勇、杨一民的政绩影响太大。

　　由于当时上海中远仍有夺冠可能，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向中远投资人徐泽宪提出1200万元人民币换3分的要求遭到拒绝。徐泽宪明确表示，中远队要冠军，不要钱。

　　在中远不接招的情况下，天津买通足协副主席南勇来为其做工作。同样需要中远输球的南勇，找到曾随他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申思。据申思身边的朋友回忆，“接到任务”的申思受宠若惊，一口答应下来为南勇做通关键球员的工作。

　　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在南勇授意下，给申思600万元用来打点中远队核心球员。最终，上海中远主场1∶2输给天津泰达，天津保级成功，足协“输球保级”漏洞被堵住，而客场输给深圳的申花队则以1分优势夺冠。

　　“祁宏什么事都会给我说，唯独这件事，他事后才说起。除这之外，我坚信他不会有其他事情。”今年初，祁宏的父亲祁光华和记者聊天时提及此事，“都是钱闹的，这次给他的教训太深了，希望他将来能好好反思，为社会多作贡献。”

　　一名昔日的申花队友的感叹更令人唏嘘：“祁宏本来很胆小的，如果不是这个环境，打死我都不会相信他会做这些事情。”

球员的辛酸

　　最令人感慨的，是无锡中邦队的8名球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无锡中邦8名涉案球员的代理律师透露，他的代理人是在“一年没有拿到工资、生存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铤而走险；其中，有一名球员的母亲更是身患重病，等钱治疗。

　　2008年11月1日，青岛海利丰为了保级，俱乐部老板杜允琪涉嫌以100万元的价格，指使本队队员杜斌、梁明去收买对手球员。其中，无锡中邦队的球员高峰、陈琦、谭旭、李丹、陈亮、孙晓鹍、姚幼明、张杨等球员均被收买。最终，海利丰队以3∶0战胜无锡中邦。那场比赛后，中邦队8名球员各自拿到一笔数量不等的现金，其中最多的19万元，最少的2万元。

　　庭审过程中，球员的律师在法庭辩论时介绍，他的当事人月薪只有4000元，而且当时中邦队一年没发过工资。让人倍感心酸的是，这些球员分得这笔受贿款后，没有一人拿去挥霍，全都把钱交给了家人—因为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了。

　　其中，有一名涉案球员分得14.5万元，他立即全部拿去为母亲冶病。他出事之后，他的母亲才得知这笔钱的来源，为了让儿子尽快把这笔钱补上，妈妈四处借钱，“按理他是分不到这么多钱的，但队友们都知道他母亲重病，很义气地多分了几万元给他。而正是这多分得的几万，使他成为这个案子中受贿金额最大的两名球员之一，量刑时处罚或许也会重一些。”现在，这名球员的母亲病情十分严重，能否与身陷囹圄的儿子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数。而受贿金额最少的张杨，得到2万元，“那场比赛他并没有出场，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好心的队友以‘封口费’的名义，分给他2万元。”

黑哨的帝国

　　遵从领导意志、接受俱乐部行贿、自己押注赚钱……裁判这个介于俱乐部与足协领导间的中间角色，在“反赌打黑”风暴中特征最为明显。

　　这次庭审中，中国最有名的几名国际级裁判—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与他们昔日的顶头上司、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前秘书长张建强齐齐亮相，用超越大家想象的事实，向我们展现出那个神秘的“黑哨帝国”。

　　第一个被提及的是遵从领导的“官哨”。直至“反赌打黑”风暴刮起前，“官哨”的进化，已然步入高级阶段，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也成为约定俗成的“江湖暗语”。有经验的裁判都很清楚，如果领导暗示“维护赛区稳定”，那就要帮主队；如果领导强调“客观公平公正”，那就是要替客队撑腰了。

　　中国绿茵场“裁判一哥”陆俊的官哨意识，早在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上就已发育成熟。那一次，他想讨好的人，是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1991年，32岁的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并成为同年在广东举行的首届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日本女足对巴西女足的主裁。比赛当天，来自巴西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端坐在广州东较场主席台上。按照国际足联有关回避原则，赛前，阿维兰热并没有到裁判室与比赛当值裁判见面。意识到机不可失的陆俊，严格按照“中国式裁判”的思维执法，比赛第82分钟，巴西队在日本队门前制造险情，射门被扑出，皮球正在球门线上滚动，陆俊立刻吹响哨声，示意此球已进。

　　陆俊吹哨时，巴西姑娘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日本队也愣住了。后来录像回放，那球确实整体还没越过球门线。那场比赛的裁判监督，恰好是时任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苏格兰人大卫 威尔。比赛结束，陆俊就被打入冷宫。此后，在中国足协裁委会秘书长张建强的力保下，陆俊保住了国际级裁判的头衔，但随后几年中，陆俊再没有获得国际比赛的执法机会。

　　黄俊杰在法庭上的情绪最为激动，“我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的这帮官员！”

　　黄俊杰说的“对得起”的比赛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9年青岛中能的保级之战。他根据时任裁委会主任李冬生的指示，让原本在降级边缘的青岛中能逃过一劫。

　　那次，黄俊杰碍于李冬生面子，拒绝青岛15万元的“感谢费”。但在其他2005年至2009年间的其他场次，黄俊杰被指控先后20次收受长春亚泰、河南建业、江苏舜天、北京宏登、长沙金德、重庆力帆6家俱乐部的贿赂。

　　在他接触的俱乐部中，长春亚泰的名字反复出现，平一场5万元，胜一场5万至10万元；5年间，他执法的亚泰队比赛，7胜3平，共拿到64万元。有意思的是，黄俊杰并非长春亚泰的“铁杆”。2007年，河南建业主场对长春亚泰，亚泰获胜即可提前夺冠，建业获胜则可保级成功，最后，建业以3∶2获胜，事后，河南建业支付给黄俊杰15万元。

　　与黄俊杰同一天出庭受审的，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周伟新。周在2004年10月沈阳金德对北京国安队比赛中，以一粒点球判罚，导致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首次罢赛，并引发了7家中超俱乐部对抗足协的“G7革命”。7年后，真相大白—那场比赛后，周伟新得到金德俱乐部20万元的大红包。

　　周伟新和黄俊杰经常联手做球，就连2009年申花俱乐部为谢晖准备的退役赛上，黄俊杰与周伟新一起在赌博网站上押大球(进球三个以上)，并最终导演比赛打成2比1的理想结果，从中获利10万元。

　　万大雪的出场，则牵出了此前从未涉及的全运会足球比赛黑幕。2009年7月26日和2009年8月1日，十一运会的男足比赛，上海队分别对阵重庆队和广东队，万大雪担任主裁。上海市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通过黄俊杰联系上万大雪，话题当然是关照和酬谢。这两场球，上海队分别以2∶1和3∶0取胜，并最后夺冠。事后，在首都机场，黄俊杰把上海足管中心的45万元好处费交给万大雪，后者除分给助理裁判胡燕明5万元外，独享40万元。

　　而广东足管中心也没少做工作，2009年7月28日，广东队对阵北京队，在万大雪的执法下，广东队1∶0取胜。赛后，广东足管中心“孝敬”万大雪10万元。山东队凭借东道主优势，付的钱最少，2009年7月22日山东队对四川队，山东足管中心也给万大雪打过招呼，东道主以3∶1取胜，万大雪因此收获2万元。

　　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前秘书长张建强，则是所有裁判的后台。

　　陆俊成为专职裁判后，每天都会去足协张建强的办公室聊“悄悄话”，除了末代甲A上海德比，张建强与陆俊联手导演的另一场重头戏，是中国足球史上臭名昭著的“1999渝沈之战”。为帮助沈阳海狮队保级，张建强先后6次收取海狮队总经理章健送出的68万元。

　　在法庭上，张建强说，“没有监管，个人面对诱惑时很难把控，这就是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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